南方都市报：慕容雪村潜伏传销窝点23天

南方都市报：他们是怎么给大家培训的？

慕容雪村：上午和下午都会有培训时间，培训时，会教很多说辞，怎样打电话，怎样应付警察查房，都是有准备的。进去以后，每个人都会背诵《业务洽淡》，开头就写的是“我们从事的是连锁经营，我们合作的是香港华兴国际贸易公司”，我后来查了这家公司，这家公司是在反传销名录中的。

里面的人简直是被洗脑了，到了疯狂的程度，《业务洽淡》被当成《圣经》一样抄录，每抄一行，就空一行，错一个字就得撕掉，重新来抄。他们说，这是从很厚的一本书里浓缩的精华，仔细读的话，每个字都有很深的含义，一个字就可能引发很多的歧义。我当时心里就想，世界上最悲哀的就是愚蠢，但比愚蠢更可悲的就是狂热。

这简直就像一个荒诞版的现实剧，一个经理这样向我解释“宏观调控”，“宏”是宏大，“观”是观察；他们还捏造领导人的话，啼笑皆非；他们还说，现在G D P在不断地下降，我就说不可能下降，那个小伙子就非说降了，然后就问他什么是G D P，他不知道。我用英文说出来，他就吓傻了。

南方都市报：你进去前，就不担心也被洗脑？

慕容雪村：进去前，我还是有点自负，觉得他们不可能给我洗脑，进去后，我一直保持精神的高度警惕，不能随便露馅，如果我放松一点，每天跟着他们说同样的话，我想渐渐地也会麻木了，甚至也会接受他们的那一套。有一天我有一闪念，这个是不是真的像他们那么说的，不过就是一闪念，马上就被自己否定了。

危险

他抓住我说，你是慕容雪村

南方都市报：每天三毛五的菜钱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？

慕容雪村：我们只能买一块钱三斤的豆芽吃，或者就是去菜市场捡菜叶子。炒菜的油，一次只能用一矿泉水瓶盖。真是吃不饱，我在里面基本上吃完饭后，接着就饿。我一直担心有突发事件，所以一直保存着体力，早上有机会，就偷偷地去买两个包子，躲在一个垃圾桶后面赶紧吃完。有一天我跟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在上饶市中心广场逛，看到一个乞丐坐在肯德基门口的台阶上，一手拿着娃哈哈营养快线，一手拿着肉包子，吃一口肉包子，喝一口营养快线，我跟那个大学生看得流口水。

南方都市报：生活这么艰苦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继续待在那里？

慕容雪村：可见洗脑的可怕。他们这是一种对人的摧残，你进去，他们会给你一种认同感，鼓励你，但是有认同感没几天之后，他们就会不断地打击你，让你把自己贬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你完全没有了自信，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待着了。

南方都市报：进去以后，有行动自由吗？

慕容雪村：一个新人进去后，一举一动都是24小时有人看着的，出门至少有两到三个人陪着你。绝对没有单独行动的机会，上厕所的话，他们就在厕所门口等你。

南方都市报：你逃出来后就到公安局指认了23个窝点，你在里面怎么做记录？

慕容雪村：我每天会被带去不同的房间会不同的“家长”，他会给你讲课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我会记门牌号码，记路径。每套房子都会有隐秘标识的，一个就是贴的对联，他们会将对联撕去一角，二就是门的旁边有一个不易察觉的箭头。这都是他们告诉我的，要不然我也看不出来。

我都会把这些记录在手机里，将手机随身携带。一次单独行动，我看到上饶市中心有家两岸咖啡馆，咖啡馆里有电脑，我赶紧去把每个房子的路径全都打出来，放到邮箱里保存。当时很危险，那里都是他们的人，存好了后，我赶紧清除所有的记录，出去以后，一直还心跳得厉害。

南方都市报：听说你在上饶街头，差点被读者认出来了？

慕容雪村：那天算我运气比较好，他们对我比较放松，我已经交了3800块，成为了最低一级的销售员。当时有两个人跟在我后面，走到上饶市中心广场，突然一个小伙子过来，抓住我的手说，你不是慕容雪村吗，后面的话，我没听清楚，当时，我脸色都变了，赶紧把他的手打开，说认错人了。

计划

先写纪录普及读本再写小说

南方都市报：你认为这种用冒险去深入生活的方式，可以复制吗？

慕容雪村：我没觉得别人也应该像我这样去冒险，大多数人还是应该生活在安定、幸福、正常的环境里。但是，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，如果要写现实题材，就必须了解这个社会，到第一线去看看，只是在屋子里空想，是写不出好作品的。

南方都市报：回来后，这些素材打算怎么写成文字？

慕容雪村：我在写小说前，先会写一篇纪录的文字。我也跟出版社谈过，希望做一本类似于传销百问的普及读本，让一些人看到小册子，就知道什么是传销。传销实在是发展太快了，当你被洗过脑后，满脑子想的是怎样骗人，造成的危害实在太大了。

南方都市报：传销并不是一个新的题材，你觉得这个对你是一个挑战吗？

慕容雪村：现在尽管会有一些有传销经历的人写的故事，但是特别可惜，写得细节丰富、情节生动的很少。在传销队伍中，他们住的房间是怎样的，听到他们磨牙、打嗝、放屁的感觉是什么，当你把被子拉上来闻到很浓的汗脚味时，是怎样想的，这些感受都是非常的鲜活，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人写出这些。我觉得，我应该可以做到。

采写：本报记者 钟刚

摄影：本报记者 余少镭